主题 : 香港的制度变迁及未来挑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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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楼  发表于: 2018-06-11 08:42

香港的制度变迁及未来挑战(二)

二、中英香港回归谈判:留而未解的问题导致了“香港超级地租”。
下面我就讲一讲1983年到1997年这一区间的事情。
中英谈判开始了,中英谈判开始的原因是始于1982年,当时英国人跟阿根廷打了一仗,这一场仗打醒了很多的前英国殖民地的人,包括中国人,我们开始像阿根廷一样跟英国人讨论土地问题。撒切尔夫人19834月份飞往北京,与邓小平讨论香港的前途。撒切尔夫人提出主权交给中国,治权留给英国。这是香港本地居民的一个愿望,香港本地居民觉得我们是中国人,这片土地是中国的,主权要交给中国,能不能治权留给英国人。这样香港有两个妈妈,好像更保险一点。这件事情被邓小平一口拒绝,拒绝以后,这个1983年就进入了中英谈判的起始年或者叫元年。1983年这一年非常重要,除了打了马岛之战之外,英国正在做一件大事,就是后来我们知道的撒切尔改革。你们知道1983年的英国非常糟糕的,因为英国的国有化太厉害了,经济极度衰弱,以至于很多很多的家庭买不起手纸,就是他们擦屁股要用报纸,非常困难,他必须重振他们的经济。
撒切尔和里根的想法是一致的。我讲一段插曲,就是撒切尔夫人到美国访问的时候下了飞机,没有去总统府,也没有去英国大使馆。她直接去了芝加哥大学找到弗里德曼,问他英国应该怎么办?高度的国有,其实英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的比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极端。他们主要的经济体全部被国有化了,公有了。公有了以后效率非常低,没有竞争力。因为每一个在这个地方打工的人的待遇都极好。跟国内现在的两桶油、电讯、银行是一回事,待遇非常之好,也不需要努力。但英国的经济垮了,振兴经济就要把东西卖掉。
今天在讲课的时候我会使用三个概念,一个叫资本积累率,这通常是我们用在谈企业的时候谈的。从资本积累率看一个国家、看一个地区非常重要。中国从1949年到现在1968年,我们的资本积累率都是两位数,除了最近这五年我们掉下来了。我们现在是个位数的了,在此之前我们都是两位数,所以我们见一个超一个、见一个超一个。你知道,像美国这样的国家资本积累率就是1%,好的时候到3%
香港这20年为什么经济出现问题了?同学们,香港这20年一半的时间资本积累率是负值。就在两个月前,我跟香港的一个人大代表(我不说他的名字,他也是个老师),我们俩剧烈冲突。他说卢先生呀你不要老提香港的问题好不好?香港这20年很好,很伟大。我说你是教经济学的老师,麻烦你拿数字说话。我说我告诉你香港这20年经济增长加起来是78%,中国的经济增长是1074%,你说好不好?第二件事,1997年香港在全球排名第18位,现在是第34位,你说好不好?1997年新加坡的GDP连香港的一半都不到,现在是香港的90%,人口比香港少的多。你说好不好?你还打算跟谁比呢,跟瑞士比吗,他们是你的三倍,那时候和我们一样大。香港人哪儿做错了呢?还是那些人,哪里错了呢?
所以我们必须回到起点,黄金12年在1983年结束了,我们开始进入到谈判周期。谈判的时候撒切尔夫人太聪明了,她不是麦理浩勋爵,她做手脚了。在198312月份,她率先取消了香港港币的法币地位,变成了今天你们手上看到的一张纸,这张兑换券。香港的金融主权由此而丧失。老百姓那时候不知道啊。到第二年1984年,中英谈判取得了成果,就是取得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将来有时间,你们有时间去仔细阅读),它的全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声明里有一个很麻烦的东西,就是《附件三》,它是关于土地的。
这个关于土地的《附件三》决定了香港的超级地租。当最糟糕的财政政策和最糟糕的金融政策匹配的时候,香港进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模式。没有金融政策无法管理通货膨胀,土地由《附件三》被控制。其实香港是很神奇的地方,香港三家地产公司开发了香港40%的土地,高度垄断。而且,无论是土地储备还是土地开发,貌似公有,其实里面有内在逻辑。1995年我来香港就是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就是香港的财政政策有没有问题?我说有!后来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就发了一篇长文发在《信报》的月刊上,它的题目叫做《香港的超级地租》。
我今天介绍第二个概念,什么叫超级地租?你大学毕业了以后挣10000块钱,你拿出来租楼或者供楼的钱不应该超过30003000是文明的极限。当你拿5000块钱租楼或者供楼的时候,那2000块钱不是你应该出的,我们把它叫价内税,我给它定义的名字叫“超级地租”,因为它不合理。香港很多人很崇拜一些大亨,包括李先生,其实我们做研究的人心里面很痛。香港弹丸之地那么多世界级的富豪没有一个造汽车的,统统是吃超级地租的。香港有两个税务局,一个是港府税务局,在湾仔写字楼;还有一个就是这些地产商开的税务局,他们收的税竟然是香港税务局的两倍以上,我们每一个人在拼命的劳动,然后我们把大部分钱放在砖头里面,以价内税的形式交了出去。
1983年谈判之后,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件是港币发生了问题;另一件是土地(即《附件三》)发生了问题。这使得香港的房地产价格反复攀升,反复攀升的结果使所有的本地资本被迫由实业转入房地产,资本被榨取干了。实业由于没有足够的廉价资本全部得不到发展,逐步萎缩。瑞士今天有的产业,我们都有过,但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坏的制度、不好的政策,钱进入到房地产。进入到房地产之后会结束吗?不会的。当香港的房地产价格远远高于全球其他地方价格的时候,资本又会撤离香港。
香港过去为什么有十年资本积累率是负值?因为香港是大规模资本净流出。因为香港的房子贵到一定程度,懂算计的人就会把自己的房子卖掉转移到更便宜的地方去,或者是大陆或者是其他国家。我计算过(你们知道就行了,这个计算没有办法做详细的印证),从1983年到1997年,从香港流出的资本应该不低于5000亿镑(我说的是净流出);1997年到现在净流出至少在5000亿美元之上,折合应该是1.2万亿美元。结论非常简单,我们香港的每一个家庭都应该是千万富豪,跟今天的瑞士一样,但是由于资本流走了,我们没办法,所以香港经济向着一个很怪异的地方发展。我有的时候把香港形容成“洗脚盆”,大量进入香港的钱洗过又走,洗过又走,为什么楼会炒这么高?他不停地进来洗,整个治理上的问题,就是制度安排上的问题,导致了香港在1983年到1997年实体经济渐渐地萎缩。香港只剩下了所谓的四大支柱,但其中逻辑上都说不通。我曾跟曾荫权先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一个地方没有工业,哪里有贸易?他说转口,我说别人的门都在打开,不需要跳窗户了。从香港跳窗户的人会越来越少。你自己不生产,指望别人跳窗户,没有实业,没有贸易,没有结算,哪来的金融中心?你说我为内地企业上市服务,对不起啊,你如果为它服务你应该贴近他啊。今天的香港资本市场,你们知道吗?港人参与率只剩下3%,香港的股市只有3%的本地人在购买,97%跟本地人没有关系了。这个资本市场已经变质了,我们应该深刻的思考发生了什么?为什么?
《中英联合声明》是1984年,一直到1997年,一直在进行长期的谈判。在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国内在发生巨变,香港相对稳定。在国内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本来我不想讲,但是嘉宾希望我说一下,因为你们都是90后,对之前的事情不是很熟悉,但是你们深受这件事情的影响,就是“89六四”。后来我想了想也有必要和大家讨论一下“89六四”,讨论一下“占中”。因为,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爷爷更聪明。你看“六七暴动”,他们干的多好!但你看,我们后面干的这活儿,“89六四”,“占中”,这事儿没弄利索,没弄明白!
1989年我正好大学毕业,在北京,我在财政部工作,所以,我离开校门的时间不长,那会儿还年轻,20多岁,特能理解当时的同学们;另外,又在机关工作,对整个的现状,国家的现状也比较清楚,所以我的观察,既有感情的一面,又有理性的一面。它的背景非常简单:通货膨胀,剧烈的通货膨胀,然后,人民币同时剧烈的贬值,导致普通老百姓内心深处的不满和积怨。
其实,我们现在也面临相似的情况,可能过不了多久同学们就会看到了。现在,因为美国税改一旦完成之后,香港会出现大规模的美元撤资。从香港流出的美元可能会有500亿之巨,然后港府(我三周前见过陈茂波司长,我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没有第二个动作,因为是联系汇率,它就是加息、加息、加息,加到钱不往外跑为止。
我接着说。国内经济在1983年之后,发生过两次“钱外逃”。其中一次是1988年,为了应对,不让它跑,就加息、加息,加到18%。同学们,利息加到18%,房地产都崩掉了,股市都崩掉了。1988年,国内由于经济快速发展,在财政约束和金融约束方面没有经验,货币超发导致通货膨胀。那个时候,中央管它叫“闯物价关”。“闯物价关”的意思就是涨价,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承受能力很弱,有些人先知道涨价,有些人不知道。比如在国家机关的知道涨价,骑着自行车回去见了东西就买,住的旁边的小卖部的所有东西,连手纸、盐全部都买光了,抢购一空。货架上没东西了,老百姓开始紧张,开始出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率先走上街头。学生刚开始跟香港“占中”的状况是一样的,非常朴素,目的单纯,他们要求打倒官倒。这一听就知道这学生没好好读书。这事儿是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其实与官倒也有关系的,但主要还不是官倒。到了中段,性质就变了,因为有美国人加入进来了,开始有人在做组织安排,喊出的口号就变了,开始有政治诉求,这时候就不是打倒官倒,是要XX党下台。性质一变,手法就变,因为参与的已经不止是学生了,也不单纯是境外的人士,比如说美国和英国,不是了,还有境内的其他势力。我在北京,我感受非常强烈,不是外边人以为的,有几个学生在街上,不是的。为什么要用坦克?为什么要用军队?它不是对付学生的。但是,一些学生并不了解情况,他们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祭品,祭品!
邓小平做的对不对?我当时是不能理解的,我恨死了,因为我看到了那些孩子们的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理解了。如果任由王丹、吾尔开西、方励之这样的人去夺取政权,他们是不能够独立行使或者将立法权还给老百姓,他们也没有能力去行使立法权和司法权,也无法控制政府,因此中国将陷入整体混乱,就是苏联解体的那个状态。
邓大人目光如炬,他已经看到问题性质发生了变化,考虑到结果,采取了断然措施。这里有很多很多人受到伤害,他们是无辜的,他们是善良的,他们应该得到平反和国家赔偿。但是,对那些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反面作用的人,他们是国家的罪人,应该终身被追究。我们应该是非分明,因为有些人他们从中获得了利益,他们走了,他们到境外去生活了,他们进了大使馆,他们获得了其他生活,而他们正是以一些孩子的血为代价的。“89六四”是中国人的心里面的痛,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痛。我抱怨那时候在广场的孩子,我抱怨因为我也是孩子。那时候20多岁,刚刚大学毕业,我们在机关,在红墙内,我们在拼命地改革,为这个国家做改革,而且改变的速度之快,史无前例。我在财政部工作,我们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白天上八个小时的班,晚上我们不回宿舍,我们有宿舍,一件军大衣,一张报纸,我们住的那个北京那个楼是木头地板,苏联的那种木头地板。暖气在下面,晚上大体上都是在办公室,收集资料,写文章,修改制度。整整两三年都这样过的,改革速度极快。我们那个时候学了点东西,拼命地在改革中学的,但是墙外的孩子不知道墙内的孩子在拼命的努力,他们所针对的敌人不是我们,搞错了,结果,他们采取了一种不适合天时地利的方式。同学们,你们将来长大了,你们会开始慢慢的懂得:一个正确的事情,不是在哪里都正确,也不是在任何时间都正确;一个正确的事情,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才叫正确;如果时间、地点不对,它就错了。“六四”的教训非常深刻。同学们不知道什么是民主啊!大部分的同学没有受过民主的基本教育和民主的基本训练。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民主,我以为选票就是民主。民主的起点在哪儿呀?民主的起点在1215年,那个时候在英国爆发了大宪章运动。
大宪章运动是怎么回事?是英国国王收了税以后老胡闹,他一会儿找女朋友,一会儿出去打猎,一会儿抢那个,他老胡闹。英国的贵族觉得要管管他,所以英国贵族开了个会,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宪章运动。你们有空去伦敦旅行的时候,去索尔斯波里大教堂,它里面藏着一个羊皮卷,就是那些贵族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了一些细则。这些细则的内容是:我们这些人把他杀了,换一个人上来当国王可能比他还坏,所以杀了他不是个好办法。咱们管他吧,给他每年核定一次税收,我们给他多少钱,然后我们查他的账,不让他乱花钱。为了防止他拿了钱找我们麻烦,所以,英国只有皇家海军,后来有了皇家空军,没有皇家陆军,陆军是贵族的。你去英国各地旅游,你可以看到,这是威尔士团,这是什么、什么,都是以地名命名的,还真是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子弟兵呀。它不归英国国王管理,你总不能派海军上岸来吧,所以贵族能够遏制住国王。
他们开的那个会,后来每年开一次。刚开始叫议税会议,后来就叫预算会议,后来就把它改成议会。最初始参会的那二十五个男爵叫二十五男爵,他们就是现代文明的起点,就是参议院的起点,也就是由他们掌握了立法权,他们来规定税,规定税的方法,税的使用内容,税的使用方法。后来他们觉得还不过瘾,就又说,国王还调皮,还捣乱,又给他找了个行政官,就叫首相。民主就是这么来的,民主是带着宝剑,由一群人讨论出来的;民主不是上来就选举的,没法选的,那时候大部分人是没有选举权的。
参议院形成之后,立法权开始把立法中的一些司法的权利也从国王的手上拿下,形成司法体系,建立独立的行政体系,形成了大体上的宪政格局。记住这个时间:1215年。你们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在干嘛吗?1215年是我们的宋朝,后来到了1688年,英国人光荣革命,他们形成了完整的宪政体系。通常我们讲现代的体系的汇通,从1688年讲起。但是这张羊皮卷很重要,你们记着到英国旅行的时候,一定要去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去看那张羊皮卷。
民主是要解决人民的立法权问题,人民不能去夺取司法权和行政权。人民一旦去开始夺取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时候,那就变成文化大革命,那就变成“89六四”,那就变成“占中”。它错了,因为你根本不是立法诉求,你不提立法诉求,当你提出来的是全面的权力的时候,要的是国王的权力,它本身丧失了你的正义性。你们今后再经历任何政治事件,都必须深刻的思考你们要什么!
89六四”给没给中国的一帮人一些教训呢?有的,因为有一个样板,就是“89六四”没多久,前苏联解体了。前苏联解体刚开始,很多人欢呼雀跃。同学们,以前这个世界有两个最牛的国家,他们是第一梯队,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前苏联,那时候他们的GDP是万亿规模以上的。其他的呢?第二梯队是日本、德国这些国家,第三梯队才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你们知道今天俄罗斯在第几梯队吗?第一梯队是美国和中国,美国是18万亿,中国是12万亿美元,我们都是10万亿元级别的大个子。第二梯队只有两个国家,日本和德国,都是5万亿级别,第三梯队,英国、法国、韩国,这是第三梯队。俄罗斯,对不起,在第四梯队,他现在的GDP只有1万亿美元,我们的十分之一,比广东省还小,他的队友是谁呢?是台湾、菲律宾这些队友。
解体是导致了民主了吗?或者别人问,推翻了的苏联,变成了今天的俄罗斯,他们不是民主选举了吗?他们民主吗?这是个好问题,结论是他们仍然没有获得民主,因为立法权这种东西,回到人民手上跟选票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你换一个总统容易,就像我说换一个手机套很容易,换芯片很难的。俄国今天是财阀专政,普京仍然依托大的财阀进行俄国的治理,选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所有的财阀一条心的来帮助他,而不是老百姓;老百姓也没有办法获得俄罗斯的立法权,俄罗斯以极其糟糕的财政制度安排和金融安排,导致俄系资本疯狂流出俄罗斯,以至于俄罗斯的资本积累率几乎是全球最低。当他的有钱人以非正常手段获取暴利之后,他们并不留在俄罗斯从事投资或者是科研,大部分转向国外,通过什么购买球队啊,做各种事情转走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因此,我们对“六四”的评价,要客观,要中立,要公正,要给予历史感。
三、回归后的香港:当前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前夜。
这个我就简单说一下,时间过的非常快,我说一下1997年回归之后的事。我1995年来香港,香港九七回归之后的所有事情我是亲历者,也是见证者。
1995年来香港的时候,香港的内在经济已经存在问题了。我连读了美国的预算二十五年,包括联邦预算和州预算,连读香港的预算超过二十五年,也连读了英国的预算和德国的预算。阅读的结果其实是震惊的,因为等到老百姓看到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已经是问题的尾声了。1995年第一次读香港的预算的时候,我其实感受是非常不好的。因为阅读如此结构的预算,看上去极其完美的预算,其实是有巨大问题的。因为一个真正的财政研究者,他要用的方法不是账面数字,就是不是香港政府的预算案,而是我要看广义财政,我要看居民的广义税赋。当我计算完香港居民的广义税赋的时候,我被震到了,香港居民的广义税赋高达70%。什么意思?我们有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一个地方,当居民的广义税负超过60%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开始陷入动乱。我必须说香港居民的素质极高,忍耐力极好,你知道是谁和香港的广义税赋一样吗?是突尼斯,是埃及,是叙利亚,这些国家和香港的广义税赋是一致的,但是香港还是很和平、很宁静。1997年之后我们原本希望做某种改善,但是两边都很难做通思想工作,一面就是香港本土居民,因为有一个魔咒在心里边,大家认为这个制度是最好的,五十年不变,没有去想它里面的问题,而且也不去想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可以五十年不变的东西。与此同时大陆也不希望香港做改变。两边都不希望做改变,后来我就改变了,我就不再做这方面研究,我就成为一个作家,我开始写文章。
香港的财政制度设计和金融制度设计是一个很不道德的设计,它基本的取向是通过间接税,或者是价内税,对香港本土的居民、本土劳动进行掠夺,并进行大规模转移,这就是香港资本积累率奇低的原因,而且也是香港为什么从排名1834,这个跟新加坡比,新加坡以前是我们的不到一半,三分之一多一点。现在跟我们比,是因为它的资本没有逃掉,它在积累。虽然它也是家族性质的,而且是独裁的,但它的资本没走。瑞士最经典,瑞士是我们的三倍了,它的资本没有走,我们的资本在走。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香港的直接税,我们只有一个,就是遗产税,在2005年被取消了。我们没有遗产税,我们没有赠与税,没有离境税,所有从香港赚了的钱,你愿意给谁给谁,没有人管,可以随便的离境,你怎么走都行,所以她变成了一个洗脚盆。我们也没有针对资产和资本利得的课税,我们所有的税赋,来自于两个:一个是间接税,另外一个就是价内税,隐形的价内税。我不认为回归做得很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回归的含义吗?你们知道主权的含义吗?主权,不光是一面五星红旗,一支驻港部队,一个特派员公署,主权包括了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政治主权,最核心的政治主权是立法权,你们有权力立法吗?你们可以改变香港的财政制度吗?你们可以改变联会制度吗?这是最核心的政治权力。第二个是经济权力,比如说香港有财政主权吗?既然拥用财政主权,为什么还有第二税务局呢?还有被价内税抽走了的部分呢?显然我们的财政主权不在手中。我们有金融主权吗?你们刚才看到那张纸了(凭票即付),我们金融主权已经拱手让出去了。回归了吗?我们需要重建香港的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我们要回到1971年去,像麦理浩那样的,重建我们的基本的民主和主权,是真正的主权。
1997年之后的细节我就不谈,我简单说一下“占中”,因为正好我在。其实,“占中”是一个经济现象,不是一个政治现象。一方面,香港内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实今天嘉宾一开始就讲,香港的经济、物价,你知道22年前我给报馆写第一篇稿子就是两个字1块钱,今天还是两个字1块钱,它没变过,但是吃的都已经变了。他今天举的例子不夸张,其实我最爱吃的是义顺牛奶那个猪扒包。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是8块钱,现在是30多块钱了。如此剧烈的通胀,而与我们的收入不匹配,大家心里会有怨气。而且你知道吗?麦理浩时代做的事情到今天基本没有动,我们没有再进化,所以它有内在的一种压力,导致学生走向街头。同时有外在的影响,因为美国发生了占领华尔街运动,香港的“占中”,当时我是寄予厚望,我还写了文章,支持同学们。后来回北京的时候,遭到了批评,遭到了怒斥,为什么你要支持“占中”啊?我一直在说,孩子们没有占领立法会。孩子们没有占领特首府,孩子们甚至都没有占领政府,更没有占领中联办。他们只是占领中环嘛,他们提出的是经济上的诉求。香港这个地方财阀太牛了,财阀都敢开税务局了,哪个财阀都是世界级富豪。他们也不好好的生产一样东西,他们就是弄块地,垒砖头,垒砖头。这样玩下去不好。所以我觉得支持他们。让他们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诉求。但是,后来我发现同学们的诉求是换手机套。这个诉求跟香港的经济不搭尬。他要求换手机套,就是只选一个特首。这个事儿和其他的事情没有必然联系。但这件事情导致了一种激化僵化,虽然后面是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学生回课堂的问题。但香港的经济问题一个都没解决。直到今天为止,一个都没有解决。“占中”的背景很像1989年的背景,形式也很像,就是它的性质在中途发生了变异。刚开始占领中环,其实是向资本家宣示,向财阀宣誓:“我们要管你们了!你们不能再欺负我们了”,但结果却弄着跟财阀没什么关系。其实说着说着,这个地儿就不对了,你占领中环,你说税改呀。你说我要求财政改革呀。没有人提这件事儿。结果性质变了,整个这个运动不欢而散,尤其没有效果。我们应该在我们过去这50年吸取教训,向杨光学习。那一次“六七暴动”,他们用极小的代价,换来了香港50年的辉煌,给他们那一代人的儿子、孙子带来了美好的生活。后来的我们虽然很努力,但是到了关键时刻怎么老变,性质老是发生变化,事情老是解决不了。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记着,永远记着,任何一种运动,不管是工人运动,还是学生运动,都要有明确的诉求。这个诉求是简单的,可行的,可操作的,不能是高大上的。总是想要把手机壳从黑的换成红的,这解决不了手机任何问题。
1997年之后,发生了“占中”。“占中”之后,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同学们可能对自己家庭以及学习以外的事情,不是特别的关注,对十九大也未必给予高度的关注。我希望同学们既要关心香港问题,也要关心中国问题,更要关心全球的问题。我今天在中段的时候说到,如果美国税改顺利的话,它是美国政府发出的第三箭。第一箭是加息,去年做了;第二箭缩表,今年10月份做了;第三箭,就是税改。美国将进入到一个资本积累率迅速提高的时代,美国的资本积累率可能会提升到3%以上。我们的资本积累率估算在5%,已经从10%掉到5%,因为中国这几年大量的资本出逃,包括李先生都在出逃。资本积累率在狂降。我们也处在一个大变革的前夜。香港也处在大变革的前夜,香港的地位在金融上就相当于中国金融的山海关,就是中国经济遭到经济攻击或者中国经济出问题,率先由这个地方而发生问题,由此而始。所以你们要高度关注本地的经济,也要关注内地的经济。
正好你们也要去内地参访,参访的地方也非常有特色。去东北的团可以看看中国的老工业基地,看看以前那么牛的地方为什么会衰落?其实你们要好好思考,吉林,最牛的地方为什么衰落了呢?你们去云南,可以好好看看靖边文化,那个地方不只是少数民族,云南是保留中国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原汁原味的地方,因为在中国的好多朝代,在这1500年中,中国的历朝历代都会派出一些汉人将军,带士兵去靖边。靖边文化是云南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你们去云南除了要看少数民族,还要看看靖边文化。湖北又是全国九省通渠之地,那个地方的人是最聪明的人,因为那是中国的交通枢纽,也是中国人文最杂的地方,中国本来就很杂,很多人说是从波斯高原上下来的,从蒙古这边过来的,还有从南亚迁移过来的。本身就非常杂,在湖北这个地方表达得非常充分。你们可以看看那种文化融合带来的优势和劣势。
香港处在一个剧烈变动的前夜,可能也处在经济危机的前夜,很快就来了,我们要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香港未来的希望是你们,希望你们把对香港历史的认识带给更多的同学,也希望把对未来的期许也带给更多的同学。
我大概简单说一下最后的一点点希望。希望在青年,希望在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要发起制度变革,要改变过去不合理的财政制度和金融制度,我们不要轻言民主,我们只从税政开始,我们只谈税政,从税政开始介入制度变革,不要轻言民主,从税政入手,开启香港的制度建设。香港制度建设的起点,在立法,立法权。很多时候,老百姓不知道立法权到底在哪里?是在立法会吗?是在全国人大吗?是在英国的外交部吗?是大清律例吗?立法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有趣。立法的起点,法理的起点,是伦理,是全社会的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不要小看了伦理,我们中国人老说一句话叫“半部《论语》治天下”,很多人是读过《论语》的,说其中一句治天下的话也没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不是拿《论语》中的两句话,你学会了,就能治!《论语》里讲的是伦理道德,伦理构成中国一套的法律体系。是靠《论语》的道德规范,形成中国的法律体系。香港的立法权其实很麻烦,现在香港传承的大清律例已经很少了,现在传承的是英美的法系,它的基础实际上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中国大陆的法律,既有基督教新教伦理,也包含了一些儒家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是糟粕。香港要在其中寻找适应性,并创造性的发展出香港所独有的一套立法的体系。将来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香港立法会免费赠阅的香港立法程序,是红的,红皮本,你去了随便可以拿的,你们去看一眼,那个东西很有趣的。
立法的过程,其实考验的是这里所有人的主体性。多数人不介意,就好像香港的每一个同胞去看到了每年的预算案,可能不介意。虽然在街头会摆放,会派送,不是很介意。你们知道吗?预算和决算过程就是立法过程,为什么这个事情在立法会和参议院进行?这个事跟财政部或者预算司没关系,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要行使你作为公民的权利。
最后我要强调,一定要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进社会进步。我主张坚决的变革,但我反对不顾后果的革命。因为你们太年轻,就算是你们热血沸腾,想象50年前一样,弄点炸弹,我也是反对的。有没有比较好的方式?当然有啦。因为我们进入到信息时代了,进入到自媒体时代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发出声音,并且能将每个人的真知灼见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并且能通过某种方式将这种共识形成立法。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今天的演讲时间就到这儿了。我留了四道题,可以不做,回家想一想。你们走到各地的时候,用心的去想想这四道题。

祝你们愉快,謝謝同學們。